自由经济与社会秩序​

▲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1899-1966）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道德伦理学家。

我拥护由自由价格和市场支配的经济秩序……唯一与人类自由相容的经济秩序。

——威廉·勒普克

自由经济与社会秩序作者：威廉·勒普克译者：彭定鼎来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我们中的大多数，而且在大多数时间我们全部，都把市场经济视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经济秩序，一种与某个主义“技术”相反的“经济技术”。根据这种观点，我们称市场经济的构造原理为“价格机制”。于是我们就在价格、市场、供需、竞争、工资、利率、兑换率等等的世界中活动。

当然了，这是正确的、恰当的——这么说没有错。但是存在一个忽视一个重要事实的危险：作为经济秩序的市场经济必须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适合于它的特定的精神氛围关联。

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市场经济在任何恢复了它的地方都取得的成功——特别醒目的是在西德——导致了一种思想潮流（甚至在社会主义者圈子里），人们把市场经济当做一种技术装置，希望在其它所有方面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植入它。

于是市场经济作为被当做一个全面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本身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巨型机器。在这个意义上说，在苏联体系中也总是有一个市场经济部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部分只是物件、一个技术装置，而不是鲜活的事物。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自由、自发和自主协作的领域，不可能在正好相反的社会制度中茁壮成长。

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一个命题：市场经济有两个支柱，而不是一个。它不仅需要价格和竞争的自由（新一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专家现在勉强承认其好处），还同样需要私有财产制度。这个财产必须是真的。它必须包含所有的自由处置权，如果不能自由处置——就像之前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和现在的挪威一样——它就成了法律的空壳。还必须加上遗留财产的权力。

自由社会中的财产有双重功能。它不仅意味着决策和责任的个人领域，如我们作为律师学到的，与其它人是分界的，而且它还意味着财产保护个人抵御政府及其走向全面控制的永恒趋势。它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边界。正是因为这个双重职能，财产必须被理解为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某个主义者对财产的经济、道德和社会职能视而不见，对财产根植其中的特定的社会哲学更是视而不见，这是令人吃惊和悲哀的。随着这个无视财产的意义的趋势，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甚至在对企业和管理的现代论述中也能发现这些迹象，人们有时候得到的印象是财产的所有者是我们这个时代“被遗忘的人。”

▍私有财产的作用

“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构造很好地说明了如果我们忽视了私有财产的作用最严重的谬误会如何发生。这些谬误已经在普通的经济学分析的水平上被揭示了。但是我想说的是，要紧的是整个社会氛围、生活形态和计划人生的习惯。

存在明确的“左派”意识形态，它是过度的社会理性主义产生的，与“右派的”、保守的意识形态相对——它尊重某些我们无法触及、衡量或者测度但却是极其重要的事物。除非我们把财产看做意义重大得多的事物的最重要的例子之一，我们就无法理解财产的真正作用。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秩序形式，它与一个关于生活和社会-道德形态的概念关联，这个概念没有适当的英语或者法语词汇，我们可以在这个德语词的广泛意义上称之为buergerliche（有产者的），它基本上不与贬义的形容词“资产阶级”相联系。

必须坦白地承认市场经济的这个有产者基础。现在尤其需要这么做，因为一个世纪的鹿主义宣传和智识浪漫主义在传播这个对这个概念的丑化方面上取得了令人震惊而且令人担忧的成功。事实上，市场经济只有作为有产者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在这个秩序中存在。

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一些基本的事情受到尊重而且体现在全部社群生活之中的社会中：个人责任；对一些无可争议的规范的尊重；个体对进步和发展能力的诚实的而且认真的追求；扎根于财产的独立性；对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的负责任的规划；节俭；进取；承担精心计算的风险；工匠精神；与自然和社群的正确关系；尊重持久性和传统；出于自身考量勇于承担生活的不确定性；对事物的自然秩序的尊重。

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可鄙的而且充斥着心胸狭隘和“反动”，人们必须要求他们展示自己的价值尺度并且告诉我们他们希望保卫哪些价值不受communism毒害。

那就等同于说市场经济预设了与“无产阶级化”的社会相反、与大众社会相反的社会——它没有固定的因而必然是等级的结构，因此人们有上升的动力。独立性、财产、个人储备、生活的天然根基、储蓄、节俭、责任、对生活的合理规划，所有这些都是这样的社会缺失的。它们被这样的社会摧毁了，至少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正是持久的自由社会的条件。

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就是社会哲学真正的分水岭。这里真正的分岔出现了，而且人们无法绕开这个事实：这个领域中的相互对立的概念和模式对于社会的命运是决定性的，而且它们是不可调和的。

一旦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面对其在每个领域的意义并且得出相应的结论。看到我们全都多么深地陷入了以基本上非有产者的思维习惯的确是触目惊心。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应当谨记心头的事实，因为他们是最大的罪人。

受到某些说法的蛊惑，我们太经常讨论社会总储蓄和总投资、收入流的动力学、经济稳定和社会保险的大规模方案的益处、广告或者分期付款的美妙、“功能性”公共财政的好处、大企业的扩张等等，而没有认识到这么做时我们已经认定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我所描述的那些有产者的条件和习惯。

想到我们的精神已经多么深入地陷入了无产的、机械的、中央集权的大众社会的思维方式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已经几乎不可能用收入和支出、投入与产出之外的概念论述事物了，我们忘记了用财产的概念思考了。顺便说一句，那就是我本人对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的不可克服的不信任的最深层原因。

凯恩斯主要因为他的了无新意的而且玩世不恭的话“长远看来我们都得死”而获得名声，这的确是意义深远的。如此多当代经济学家认为这句箴言特别高尚和进步，这更意义深远。但是我们要记得它不过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权的口号的翻版：Apres nous le deluge（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我们追问一下为什么这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揭示了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中的这个现代趋势的根本上是非有产者的、波西米亚精神。它背叛了新的全心全意追求幸福、劳动谋生的精神，而且使波西米亚风尚成为更加开明的一代的时尚。

欠债成为美德；储蓄则成了资本主义的邪恶。逻辑后果就是个人和国家不顾收入肆意挥霍。这不就是去有产者化（Entbuergerlichung）、放逐（deracination）、无产化、游牧化吗？这不就是来自公民（civis）、有产者（Buerger）的文明的概念的对立面吗？

浑浑噩噩度日、得过且过、吹嘘“钱无所谓”——这的确就是诚实、自律以及头脑清醒和规划生活的反面。如此生活的人们的收入可能达到了“有产者”水平，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仍然是无产阶级的。

▍一个增长的概念

显然不可能在一篇短文的篇幅内研究所有这一切在所有的重要领域的影响。我已经就私有财产讨论过它。看到这个概念如何越来越多地渗透进我们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是十分令人不安的。一个重大的例子是西德Mitbestimmungsrecht （共同决定——工人和工会代表参与工业企业的经营并因而行使一些所有权职能的权利）。情况是这样的：德国一家大型发电厂的厂长告诉我说他感到荒诞不经的是，有一天在工资谈判时他面对的工会官员就是在发电厂理事会上坐在他身边的同一些人。他还说，西德的企业结构越来越趋向于铁托设想的那种。而这正是发生在这个今天被认为是成功地恢复自由市场经济的模范的国家！

这种财产的含义以及相应的规范的逐步消失还有一个例子，能够在许多国家看到，这就是债务人责任的弱化。通过宽松的执行和破产法律程序，这更经常等同于——以社会正义之名——剥夺债权人。就此而言，没必要提及用租金控制对可怜的房东的剥夺以及累进税制的效应。

我们把这些思考用于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货币。我们需要认识到，对货币这种无形的东西的尊重像财产一样，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的社会秩序和心态的基本组成部分。

为了说明我的论点，我想告诉你两个取自法国金融史的故事。1870年底，打败了第二帝国之后，法国抵抗军领袖Gambetta乘坐热气球离开被包围的首都去Tours组建新的共和军。他急需钱，于是想起他所敬仰的革命先驱曾经用过印刷债券资助战争。他要求法兰西银行的代表给他印几亿纸币。但是他被直接了当地愤怒地拒绝了。那时候，这样的要求被认为过于骇人听闻，Gambetta没有坚持。雅各宾狂热分子和权力无边的独裁者都屈从于中央银行的代表的斩钉截铁的“不”，银行拒绝以哪怕是最高全国紧急状态作为通货膨胀的借口。

几个月后，以“公社”为人所知的某个主义革命者出现在巴黎。革命者随时都能够夺取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和印钞模板。但是，尽管急需钱而且在政治上鲁莽，他们克制了对它们下手的诱惑。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中央银行及其货币在他们看来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两个故事的意义大家都会看到。追问我们这个时代货币还是这样吗（不止在法国）是令人难堪的。恢复货币的地位以及相应的货币纪律和信用政策是我们恢复并且维系自由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的自由社会所有的努力的持久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本文最初发表于 Freeman, January 11, 1954.）

《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作者拉詹认为：自由市场永远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中，既得利益集团和竞争中受伤的失意者不会放弃对这个体系的冲击。而要抵御这些冲击的，除了政府站出来设立各项基础规则，更重要的还是要让公众知道反对市场人背后的特殊利益，让人们不再害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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